“看病难”，第一道关就难在挂号，挂上号就能看上病，挂不上号就看不上病。如今为了能挂上一个号，尤其是专家号，等上数十分钟是常事，甚至数小时，乃至清晨或隔夜就得去排队。

　　挂号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需要来说，人们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对医疗的需要提高了，希望能有高水平的医生早治病、治好病；从服务来说，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过多地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医院，集中在“三甲”；从管理来说，从“划区分级定点医疗”的一端，一下子走向了“自由就诊”的另一端。

　　如今卫生部在医院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中，提出挂号时间不超过10分钟的要求，并作为考核指标。大医院普遍反映压力大，操作难，即使一时达到，也难以维持成常态，甚至有反对的，认为就诊过程不是“生产流水线”。笔者则认为又难又不难。按照目前的理念和流程运作就难；如转变理念、改进流程就不难。

　　试问就诊为什么要挂号？本意是通过挂号，一是经过初检，分流患者（包括早期发现传染病患者，防止交叉感染）；二是收取核定的物化和劳务费用。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中山医院做得很好，候诊大厅里不是排着队挂号，而是坐着挂号。患者依次坐在候诊椅上，由一位高年资的护士和挂号员推着带轮子的小车，依次询问主诉，然后确定哪个科别，再由挂号员办好挂号手续，分流到各科室。可如今健康的人坐着，生病的人，老的、小的、凸着肚子的、扶着拐杖的，都站着排队挂号，而且还问患者“挂哪个科？”严格地说，这是失责。患者往往只知道自己什么不舒服（主诉），而难以判别该挂哪个科，如一个妇女肚子痛，可能属内科，也可能属外科，还可能属妇产科。再说患者的需要是多样的，有的是为就诊；有的只是为配点药；还有的只是为确诊，做个化验，或拍个片。一个骨折病人通过初检先拍片再诊疗，也许比先诊查再拍片更便捷。如今要通过集中预检再分流是有困难的，但由于患者对疾病认知程度的提高，可以直接分流到各科室去，实施分科挂号，挂号费可以一次结算刷卡完成，如同去私人诊所就诊。私人诊所哪有先挂号后诊治多次付费的。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效率往往是在“取消”或“合并”某个或某些环节中提高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挂号难问题还需要做三方面努力。

　　一是调整资源分布，创建服务“网格”。要参照人口分布的变化、行政区划的调整、交通条件的改变等要素，以就诊地理可及性为基点，划分若干“网格”，在每个“网格”中应有优质医院和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配套协同组成的区域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更高层次上说，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不仅要体现“优质资源跟着人群走”，还要组织“病种分流”，重视专科医院的建设。这就是我们通常强调先要做好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是改革就诊制度，合理组织流向。宜根据“就近择优就诊”的原则，每个常住人口都可选择信得过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作为自己的“健康守护人”，实行签约首诊服务，一年为期，满意续签，不满意可另选。同时，结合实施医保门诊统筹、按人头付费办法。在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同时，优质医院与“网格”内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调整利益关系，建立分工合作制度，优质医院要调派医生下基层参加门诊，指导和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诊治水平。优质医院保留急诊、转诊和专家门诊，淡化普通门诊。这样做，避免计划经济时代片面强调指令性地“划区分级定点医疗制度”的缺陷；吸收市场经济国家，以人为本，尊重个人意愿，择优选择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长处。要知道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并不是实行完全“自由就诊”制度的，而且医院不是都设门诊部的。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条件，缓解“看病难”，推行首诊制、双向转诊制，都是难以落实的。

　　三是提高信息化程度，体现公平、效率。“三长一短”即挂号候诊、划价付款、取药检查时间长，问诊时间短，这是医院数十年来的“老大难”。但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有改观。如近期推出的自动挂号结算机，电话、短信、网上预约挂号和初诊时预约复诊挂号，以及“电子处方”,当医生写完电子处方，药房或特检室已划好价，等你去划卡取药或检查了。但在利用资源上，由于有些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不想或不会利用，往往出现资源分配不均，被“排挤”在限额以外，处方的选购权也被限制 (有些药医院比平价药房贵) ，甚至出现“黄牛”霸占倒卖资源。

　　因此，推行信息化要有一个过程，电子自动服务和人工指导服务要相结合。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还要研究防范措施，如实行高级专家门诊预约实名制等。